我对于通俗文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晚清开始。事实上，我并没有把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分得那么清楚。通俗文学如果从文化制作与文化消费的理论模式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文学在大的文化领域里的文学制作和文学消费的问题，两者是相依为命的。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对当时的报章杂志是可以大书特书的。西方有文学杂志的传统，可是没有报纸的副刊这个传统，而西方文学杂志的传统是直接和西方的公民社会特别是公共领域是有直接关系的，正是这些杂志逐渐奠定了公共领域的基础，而中国比较特殊，杂志、报章、副刊等，都是中国特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它与通俗小说的兴起也是连在一起的。我觉得通俗小说的兴起不仅带来了关于小说的新看法，而且还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即西方现代性的引进。“现代性”首先是个时间的观念，中国传统的时间基本上是循环式的，而一种前进的时间观念则是从晚清通俗小说开始的。有了时间前进的观念，才有了西方写实主义叙述等观念。与现代性相关的另一点就是所谓声光化电，当时通俗小说把西方物质、科技方面的东西介绍进来，视为现代化的标识。再者，通俗小说所表现的都市文化也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现代性的文化基本上讲的是都市文化，不是乡村文化，而只是在都市文化里面，才有所谓现代性的时间观念、物质观念甚至于理性的观念、推理的观念等等。所以我认为，现代化的大厦基础奠定于晚清民初，五四不过是利用了原来大厦基础，把它变成启蒙的大厦。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学和旧文学就不能做一个截然的区分，恐怕要视作一个共时性的事业，这对于将来的大文学史写作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从晚清开始的报章杂志的传统，到了40年代可以说集了大成，出现了像《万象》这样的杂志。其中所出现的通俗小说都有它文化上的资源，其中有些小说的翻译就直接出自英、美、法、德等国的通俗杂志，这些杂志在当时的上海都可以买到或订到，这就不止是文学的制作，还是文学的流通的问题，而这个文学的制作与流通的历史，刚好印证了从晚清到40年代整个中国的文学的发展的历史。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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